警卫员吴吉清急忙招呼贺子珍到路边沟里隐蔽。但贺子珍却不顾个人安危，上前去帮助伤病员隐蔽。敌机朝吴吉清和贺子珍所在的方向快速俯冲而来，吴吉清拉起贺子珍就往路边跑。敌机先用机关枪扫射，随后又投下一枚炸弹。
当炸弹的硝烟消散一些以后，贺子珍发现在不远的路上，有一副担架。担架员已被炸死，担架上的伤员正挣扎着要爬起来。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使她不顾一切地跳出小沟，向伤员冲过去。正在这时，突然另一架飞机朝贺子珍所在的方向俯冲下来，接着又是一阵猛烈的机关枪声和炸弹的爆炸声。隐蔽已经来不及了，贺子珍毫不迟疑地向伤员的身上扑去，她只感到浑身一阵剧烈的疼痛，顿时失去了知觉。
吴吉清急忙把倒在血泊中的贺子珍轻轻地抱上担架。贺子珍的血从军衣上大片大片地渗出，吴吉清哭了，周围的同志都为贺子珍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。
经总卫生部的李芝医生检查，发现贺子珍的头部、上身、四肢共17处中弹。因为当时没有麻醉药，只服了几片止痛片，打了一针止血针，取出了浅表弹片。深入体内的弹片一直没有被取出。直到1984年贺子珍去世，有的弹片还被一起放进她的骨灰盒里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贺子珍才苏醒过来。见周围的许多同志都在哭泣，贺子珍用微弱而坚毅的声音说：“同志们，不要难过，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由于贺子珍的伤势太重，休养连的领导反复商量，觉得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找一家老乡，把贺子珍留在那里养伤。贺子珍苏醒后，考虑自己伤重，得很长时间躺在担架上行军，怕增加组织上和同志们的负担，也主动向连里提出，把她留在当地老乡家里。她的意见和连里的想法不谋而合。连里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，报告了贺子珍受伤的消息和连里的处理意见。
当时红军正在抢渡赤水河，事关红军能否摆脱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重要时刻，毛泽东一刻都不敢离开指挥岗位，无法分身去看贺子珍。他马上回了个电话，说：“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，一是无医无药，无法治疗；二是安全没有保证，就是死也要把她抬着走。”他立即派傅连暲医生去休养连，协助连队医生进行抢救。同时，又把自己的担架调给休养连，帮助抬贺子珍。接到毛泽东的电话，连里放弃了把贺子珍留在当地的计划，嘱咐担架员抬她时尽量拾得平稳，减少颠簸。
贺子珍在担架上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。当她清醒时，考虑到休养连老同志和伤病员多，担架和马匹少，因而一再向组织上提出把她留在老百姓家里的要求。每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她都强烈克制着自己感情上的波澜，因为她深爱着毛泽东，这一别就可能是永远的诀别。但她又是一个坚强的战士，一个以革命利益为重的人，她不愿拖累部队。
一次，贺子珍从昏迷中醒来对身边的吴吉清说：“前面的道路是曲折漫长的，但胜利一定会到来。很可惜，我大概不能和你们继续前进了，因为那样会拖累你们。希望把我寄放在这里的老百姓家里，不要继续抬着我走了。将来革命胜利了，我们再见面。……革命胜利后，你要想办法把小毛他们找到。你是知道的，主席特别喜爱小毛这孩子。如果将来小毛找到了，你告诉他：他的母亲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，在长征路上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要小毛继承母亲的遗愿，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！”
这番催人泪下的话，使吴吉清禁不住热泪盈眶。他哽咽着说：“贺大姐，怎么也不能把您一个人留在这里。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，一定要抬着您走。”
贺子珍负伤的第二天，毛泽东终于抽出空，飞马来到休养连探望。毛泽东一一看完了受伤的同志，逐个进行安慰，然后向贺子珍的担架走来。他弯下腰细细察看贺子珍的伤情，只见她头部、脖子上和身上，缠满了雪白的绷带，脸色自得像一张纸。毛泽东心里一阵阵辛酸，用手将她的被子掖好，轻声而又温情地问：“子珍，怎么样？”
在最需要感情安慰的时候，贺子珍听到毛泽东那非常熟悉而亲切的声音，心情异常激动，眼角淌出晶莹的泪花。她柔情地望着毛泽东，恳求说：“润之，把我留下，你们前进吧！”
毛泽东是个情感丰富的人，听了贺子珍的话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深情地说：“子珍，你不要那样想。我和同志们绝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！”
贺子珍精神上得到极大的安慰，增强了与伤痛作斗争的力量。她在担架上足足躺了3个月，伤势才逐渐好转，重新迈开自己的双腿继续行进在长征路上。
贺子珍虽然后来历经坎坷，又最终与毛泽东分手，但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，她始终铭刻在心。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时，她眼睛里总充满了深情，对人说：“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。我当时昏迷着，不知道连里曾经决定把我留下，放在老乡的家。当然，连里这样决定也是一片好心。但如果那时候毛泽东同意了，我就没命了。我的伤势那么重，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，不要说碰到敌人了，就是光躺着也要死的。”
毛泽东后来对贺子珍说：“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，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：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，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。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，我舍不得他们离开，有的通讯员牺牲了，我难过得落泪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骑过的马老了，用过的钢笔旧了，都舍不得换掉。三是在贵州，听说你负伤，要不行了，我掉了泪。”
长征前，邓颖超患了肺结核，她是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参加长征的。由于体质虚弱，邓颖超被安排在干部休养连边行军边休养，终日躺在担架上，很难与身负重任的周恩来相见。由于肺病治疗十分需要户外大自然新鲜空气的营养，长征客观上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，邓颖超的身体逐渐好转。到红军二出遵义时，她到宿营地后已能下地走一走。
谁知天公故意刁难，邓颖超日渐好转，周恩来却又大病一场，几乎要了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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